“他们讲普通话，而我们说广东话，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十分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员。”9月3日，当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国国产先进军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时，远在万里重洋之外美国家中的黎玉荣（Wing Yoke Lai）眼眶湿润了，久久不能自已。
现年100岁的飞虎队老兵黎玉荣
黎玉荣今年100岁，作为飞虎队的美国华裔队员，至今仍深深记得那段中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经受血与火考验的日子。
1941年至1945年，美军航空兵先后以志愿航空队、驻华航空特遣队、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等形式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这些不同阶段的美军航空兵组织被统称为“飞虎队”，在飞虎队序列中服役的华裔队员总数超过1600人。
其间，飞虎队共击落日机2600余架，击沉击伤舰船44艘，歼敌6万余人，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要空中力量。他们还开辟出被称为“驼峰航线”的空中生命线，一度成为战时中国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有效国际通道。
“我十分幸运现在还活着”，黎玉荣说，“飞虎队不仅在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留下一段传奇故事，也因此让中美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陈纳德持密信在美军事基地招募“队员”
距美国路易斯安纳州门罗市不远处的地方，一幢乍看并不起眼的建筑便是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是全美唯一以“陈纳德”冠名的博物馆。博物馆所在地是1942年建立的塞尔曼航空学校旧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的航空学校，曾培训了约1.5万名飞行员。
博物馆门口处矗立着“飞虎队”创建人陈纳德将军的高大雕像，雕像背后的红色砖墙上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述着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的不解之缘。“陈纳德将军是个传奇，要讲述飞虎队的历史，就要从他开始。”馆长、陈纳德将军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娓娓道来。
“飞虎将军”陈纳德（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供图）
1937年，陈纳德作为美国空军退役军官来到中国，为中国抗日志愿服务。抗战时期，为了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大轰炸。这期间，陈纳德目睹了“房屋毁于烈焰，死伤塞途”的惨象，心中非常激愤。“尤其是空军实力的悬殊，使日军完全掌握制空权，于是，中国政府有了组建外籍空军兵团的想法。”嘉兰惠说。
1940年8月，陈纳德受中国政府委派返回美国，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获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允许中国购买100架P-40战鹰飞机。“此外，陈纳德还获得一封密信，授权他进入军事基地招募人员，与飞行员和后勤人员签订合同，来华参战。”嘉兰惠说，陈纳德最终招募了约100名飞行员和200名后勤人员。
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陈纳德将军外孙女嘉兰惠
“当时，陈纳德就意识到这支到中国参战的队伍，必须有熟悉当地情况及语言的华人协助。”台山市博物馆文博馆员叶玉芳讲述，于是他通过中央飞机制造公司（CAMCO）这一掩护机构，在全美主要唐人街招募华裔青年。
1941年初，一份刊登在旧金山中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吸引了众多华裔青年的关注，承诺提供航空领域的职业生涯，最终目的是前往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
据介绍，当时全美共有25名华裔青年响应号召，经过严格选拔，13人进入培训，最终9人成功通过考核，成为第一批加入美国志愿航空队（AVG）的华裔成员。他们不仅被培训为机械师，也为其他美国志愿队员担任翻译。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
“飞虎队早期队员以志愿者身份，跨越重洋、驰援中国军民。”嘉兰惠也证实，首批华裔志愿者成为飞虎队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与沟通桥梁，也是二战期间美籍华裔回国效力的最早代表。
1600华裔队员中以广东台山籍居多
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抵达中国不久，便迎来了滇缅战场上的首次空战。日军10架轰炸机扑向昆明，飞虎队紧急出动P-40战机迎敌。这些战机机头绘有鲨鱼嘴，凌厉而醒目。最终，飞虎队以零损失击落9架敌机。这是日军空袭昆明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惨败。
“这场战斗一鸣惊人。”嘉兰惠说，当地的老百姓将战机机头的“鲨鱼嘴”误认为老虎的，便称这些战机为“会飞的老虎”。陈纳德和飞行员们都很喜欢这个名字，于是“飞虎队（Flying Tigers）”的称谓就渐渐流传开来。
飞虎队队员与P-40战斗机（中国广东省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1942年7月，美国陆军部把志愿队改编为美国驻中国特遣航空队（亦被称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随后，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志愿援华”转为正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美国人加入飞虎队，对华人队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1942年，陈纳德和驻华最高长官史迪威请求美国战争部组建一支能说中英文的华裔队伍，支援中缅印战区的作战行动。“当时，台山籍华侨余新贤已带领一支24人的技术员队伍受雇于美国部队。”叶玉芳说，于是美军把他们整编转入飞虎队，余新贤被授予司令少尉军衔。
奔赴中国前，为动员更多抗日力量，余新贤在美国学校、在中华公所等地奔走呼吁，招募华人青年回国抗击日寇。
“他的号召得到热烈响应，一批又一批华人青年积极应征。最终，约1600人加入第14航空队和第987特别通讯连，其中以广东台山籍华人居多。”叶玉芳提到，受余新贤感召，他的三名堂弟余新振、余新伦、余新伟也加入飞虎队，成就“一门四飞虎”的佳话。
余氏兄弟包括余新振(左,飞虎队员)、余新琼、余新伦(右,飞虎队员)
据了解，这批华人士兵承担飞机维修、通讯、运输及军械管理、战场翻译甚至飞行任务，使飞虎队不仅有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还能频繁强攻日军的补给线。
黎玉荣是其中之一。他于1943年6月高中毕业后加入第14航空队第555航空勤务中队。“我十分幸运能与几位美籍华人同仁一起，手把手教中国军队如何维修和组装飞机，主要是P-40战机，偶尔也有C-47运输机等。”虽已是期颐之年，但黎玉荣的思路依然十分清晰，“我们尽管语言不通，他们说普通话，我们可以说广东话，但我们示范操作，他们边看边学，相处得非常融洽。”
“驼峰”线上每次飞行都当作最后一次。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飞虎队员们冒险开辟新的航线——驼峰航线，护航国际物资经此险要航线输华，成为中国唯一的物资生命线。
“这条航线穿越喜马拉雅山，天气多变，地形险峻复杂，飞行难度极大，再加上日军飞机不时拦截，是当时世界上飞行难度最大、牺牲最惨重的航线之一。”现年105岁的飞虎队老兵、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哈里·莫耶（Harry Moyer）回忆道，据统计，平均每两天就有一架飞机损失，失事的飞机甚至形成了一道“铝谷”，驼峰航线也被称为“死亡航线。”
现年105岁的飞虎队老兵哈里·莫耶
"在那些执行驼峰航运任务的运输机中，有不少飞机被击落，人员伤亡惨重，有时有些运输机被打得只剩下一只发动机在工作，或是机翼被打掉了一半。"台山籍飞虎队员黎荣福（Joseph Li）隶属于第14航空队第3战斗物资航空中队，曾作为报务员飞越驼峰航线多达38次。由于物资短缺，运输机上没有配枪支和降落伞，黎荣福把每次飞行都当作最后一次。"有任务被派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数飞机，回来后多数一遍，如果少了一架，心就会揪起来。"
广东台山籍飞虎队老兵黎荣福2016年于广东台山飞虎队纪念亭纪念碑
（中国广东省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其实我不太愿意说这条航线。"黎玉荣告诉South记者，每每提及总会勾起他对亡兄的痛。
在美国旧金山圣玛丽广场上伫立的二战美华人纪念碑上，黎玉荣哥哥Thomas Yoke Jow Lai的名字就在上面。
"当时在贵阳，他的一位朋友需前往昆明取零件，但因故无法离开，便请我哥哥代为前往。我哥哥原以为只是一日往返的小事，就答应了。然而途中飞机或因坠毁或因遭攻击，他最终......"再回首，黎玉荣禁不住哽咽，"我们至今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他再也没能回来。"
资料显示，1942年5月起，飞虎队护航国际物资经此险要航线输华。在这条需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的航线上，1000余名飞行员牺牲。至1945年9月，通过该航线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超80万吨。
“很多华裔飞行员和后勤人员在这条航线上牺牲，具体人数至今难以统计。”嘉兰慧沉重地说，“共有1340名机组人员牺牲，另有1171名飞行员生还，但没有确切数据记录有多少美籍华裔与美国人和中国人一同牺牲在这里。”
“血符”见证生死之交
在飞虎队飞行员罗伯特·斯科特在日记中曾写道：“每次起飞都可能再也见不到日落，但看着地面上中国百姓的欢呼，会觉得这一切值得。”
飞虎队不计代价的驼峰飞行，为支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人民也尽己所能支持飞虎队。几十万中国百姓不顾日军轰炸，用原始工具为飞虎队修建机场、跑道。日军一将其炸毁，就连夜修复。当地村民更是冒生命危险营救被击落或迫降的美军飞行员。
据介绍，为保障跳伞坠落的飞虎队员能及时得到救助，他们身上常携带“血符（Blood Chit）”，一般缝在飞行服内衬或背后，上面写着中文：“此人为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这对许多不谙英语的中国百姓来说，“血符”是识别友军、施以援手的凭证。
“我听过很多飞机坠毁的故事，如果飞行员被迫跳伞，勇敢的村民会将其救下。”哈里·莫耶说，比如白天将飞行员藏起来，晚上再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直至与队伍会合。“尽管村民们知道，若被日军发现自己在帮助美国人，将遭到残忍的折磨。”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Jeffrey Greene）也动情地描述了中国百姓当时面临的抉择：“如果我救了这个人，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就没命了，我的孩子也活不成，我的妻子也难逃一死，我们整个村子都会遭殃……要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选择，而这正是中国百姓一种非凡的勇气。”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200多名遇险飞虎队员获中国民众救助，许多人为此献出生命。
这样的“生死之交”，在华裔飞虎队队员和当地百姓之间更是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
黎玉荣就珍藏着一枚由翡翠原石镶嵌而成的戒指，这源自他在缅甸公路上的一段经历。他曾遇到一位抱着孩子的饥饿妇人，他把身上所有的口粮都给了她。妇人感激之下，扔给他一块白色石头。“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带回美国后才知道那是一块翡翠原石。”他说，后来他把这块“石头”镶成戒指，看着它随岁月流逝而渐显温润绿色。
飞虎队老兵黎玉荣展示他的戒指
“它就像‘魔法石’，每当我看着它，我就想起那位妇人，想起那个孩子。而这一切都让我体会到当年在中国，在那个世界里百姓所遭遇的苦难。”黎玉荣动情地说，在他看来，这份来自同胞的馈赠，正是中美人民情谊跨越战火的象征。
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重要的共同遗产
在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了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当年，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远渡重洋、舍生忘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正义与和平。
“对华裔成员而言，这更是一段寻根与报效的历程。”嘉兰惠说，历史至关重要，若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患上了失忆症，不知从何而来，因而也不知该去往何方。
史料显示，助战期间，飞虎队摧毁日机约2600架，消灭日军66700人，2000多名飞虎队队员牺牲。
随着时光流转，如今仍健在的飞虎队老兵已越来越少，但这段跨越国界、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从未褪色。许多老兵重返中国，重温中美两国曾联合抗日、并肩作战的战斗情谊。
“也许很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了解一点飞虎队，但在美国，飞虎队并非家喻户晓，让更多美国人了解飞虎队的故事，这也是基金会的目标。”杰弗里·格林说，飞虎队精神是合作和友谊的象征，是两国人民重要的共同遗产，尤其在年轻一代中更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
在哈里·莫耶看来，飞虎队不仅是一支战斗队伍，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代表了勇气、牺牲和国际合作的力量。“它让世界上的人们明白，（正义的力量合作起来）就可以不必受外部强权政府的压迫，（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民消除了那种压迫。”
飞虎队华裔战士后裔克里福德·雷·隆（Clifford Ray Long）也指出：“可以说，飞虎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因为他们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使他们无法被调往其他战场。”
“中国在同盟国的胜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将会截然不同。这一点值得被铭记。”杰弗里·格林说，同时，美中有着这样并肩作战、共同面对逆境的历史，这使得即使世界风云变幻，我们仍能沉淀下珍贵的友谊，这是老一代飞虎队留给我们和未来世代的宝贵遗产。
“我最美好的愿望是，飞虎队的旗帜能够高高飘扬，并被太平洋两岸的人们所铭记，因为它是两个伟大民族，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能够向共同目标迈进的象征。”
——陈纳德 1949年著《战士之道》
“陈纳德的这句话正是我们今天前行的注脚。”合上外祖父的书，嘉兰惠动情地说，美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搁置分歧，取得胜利。“想想看，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也能抛开分歧，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援华抗日的飞虎队队员照片
（由江门五邑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国雄提供）
2023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Mel McMullen）时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END
来源丨South
整理编辑丨陈果
审核丨李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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